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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五论“以史为鉴” 来自安立志微博

                2022/2/25 14:54:48来源:互联网作者:shu0701030

                “以史为鉴”这个话题已写过四篇,主题一以贯之。本篇拟作结尾,说说外国的类似史观。其实,中外都一样,都有如何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的问题

                五论“以史为鉴”

                我在第一篇(即《略论“以史为鉴”》)中谈到,不存在前后相同的历史,“以史为鉴”没有实践价值。为此,列举了几位中外学者的观点作根据。偶然翻书,看到黑格尔也是这个意见。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,他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,马克思“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,……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3卷,《资本论》第二版跋,页24)看来引用黑格尔不成问题。


                黑格尔也不认同“以史为鉴”的价值,他指出:“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,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,使它的举动行事,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、自己来决定。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,一般的笼统的法则,毫无裨益。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,也是徒劳无功。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‘现在’的生动和自由。”(《历史哲学》,王造时译,上海书店出版社,页6)每一时代的“环境”与“情况”都是“特殊的”、“个别的”,因此,不存在相同的历史先例提供借鉴;“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,也是徒劳无功”“回忆”之所以“徒劳无功”正是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“同样情形”。中外学者都认为,不存在先后相同的历史,“以史为鉴”的说法没有逻辑依据。有人却以“相似论”来辩解,声称没有相同的历史,也有相似的历史。如同古代中国的朝代更替被视为历史循环一样,相似的史实不过是形似而神异,貌是而情非,仔细考察每一次朝代变迁,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、政治等内生因素或外在环境。如果硬要照猫画虎、画影图形,难免沦为笑柄,这是一种刻舟求剑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。

                五论“以史为鉴”

                不仅如此,黑格尔甚至对“以史为鉴”这种思路直接否定,“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,特别介绍给各君主、各政治家、各民族国家。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,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,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。”(同上)这就是说,在外国,在西方,也有人像司马光、张居正一样,向统治者提供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帝鉴图说》之类的东西,却没有任何效果。黑格尔指出,这样的做法从“经验和历史”两个方面都被否定了,一个是他们没有“借鉴”到什么(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”),一个是他们没有以此为鉴(“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”)。


                黑格尔是哲学家,是学者,虽然他曾为德皇制造专制理论(参看拙文《黑格尔的御用哲学》安立志:黑格尔的御用哲学_爱思想 (aisixiang.com),但他的态度毕竟是学术的、理性的。因此,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上,他的两个“没有”都是被动的。在黑格尔去世后100多年里,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许多政治怪胎,一些暴君和权势者,为了实现野心、维护权势,无所不用其极,他们不会考虑是否应以历史“为鉴”,对于历史,他们或无视、或篡改、或利用,其行为是主动的、强势的、粗暴的。

                五论“以史为鉴”

                第一则就发生在黑格尔的故乡德国。十几年前,德国发现一本“纳粹版”《圣经》,是根据帝国元首阿道夫·希特勒的命令篡改的德国发现纳粹版圣经 希特勒欲将自己打造成耶稣 (cnhubei.com)。为了避免“以史为鉴”的麻烦,希特勒直接篡改历史,这一行径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删改《孟子》,他篡改的不是历史纪录,而是宗教圣书。他出于对犹太人的偏见,抹去了《圣经》里所有犹太人的内容,并把原本出身犹太人的耶稣说成是雅利安人,把“摩西十诫”改写成“纳粹十二诫”。篡改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借宗教之名灌输纳粹主义。这本“纳粹版”的《圣经》被改名为《德国与主同在》,它和希特勒自传《我的奋斗》一起被列为“第三帝国臣民们”必读的两本书。(2006年8月8日新华社专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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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第二则发生在大洋国。大洋国、英社党都是小说《一九八四》中的文学虚构。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书中虚构了“忘怀洞”,按照英社党“‘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;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’”《一九八四》,董鼎山译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年,页32)的方针,“真理部”的使命之一就是对过去“每天,每时,每刻”“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”加以修改、重印和销毁,“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,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。”“这一工作完成以后,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”,以至于英社党“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”。只是“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。”因此,也就彻底失去了“以史为鉴”的可能性。(同上书,页36)


                (此处删去一大段,可参看安立志:五论“以史为鉴”-公冶平的专栏 - 博客中国 (blogchina.com)


                从希特勒到SDL,说明一个问题,“一九八四”式的社会更喜欢篡改历史。奥威尔所谓的“控制过去”与“忘怀洞”,也在现实中找到了印证。1984年,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《克伦斯基等目睹的饿国一九一七年革命》,该书主编德·阿宁在引言中说,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在S L(特别是从二十年代末起)握有权柄的那个人或那些人,同样能够‘创造’历史,并利用他们伪造的历史来取得或者巩固自己的权力。还可以不加夸张地说,在S L,每个独揽大权的领秀或每个领秀集团,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。”(页5-6)“控制”后的史料不再是史实,处理后的“废纸”已然“忘怀”,如此以来,把篡改、伪造、销毁历史作为系统工程,再谈“以史为鉴”,当然就成了笑话。


               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、康雍乾的文字狱,被销毁、篡改的是历史典籍,销毁、篡改行为本身也是抹不去的历史。遭到篡改、毁弃的历史也许真的销声匿迹,然而篡改、伪造、销毁历史的行为不也是历史么?在当时,这种历史可能无法形诸史籍,然而,却会储存在社会的记忆之中。他们的确不是“以史为鉴”,但是,他们的确是在“创造”历史,历史是会记住他们的,就像记住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一样。


                责任编辑:shu0701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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